拔苗助长地擢拔人才的伤仲“窄门”,被唯一的永背买家——朝廷把守着,于是故事诸多想走捷径,迅速致富的父亲家庭,自然把自己天赋还算好的把送孩子,加紧训练。去童
在江西抚州金溪县东部,伤仲有一座海拔1278米的永背山峰,它没有庐山那么有名,故事但是父亲它的名字或许让人感到好奇:神童峰。山中有一种鸟,把送唤“神童鸟”,去童常在林间啼鸣:“父望子成龙,伤仲父望子成龙”,永背相传这是故事宋代神童方仲永变的。在江西,神童可远不止方仲永一个。
神童方仲永
950年前,江西有一个有名的神童,叫方仲永。方仲永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,从小聪明可爱,天资超群。五岁时,有一天,他拉着父亲的衣襟哭闹,非要笔墨纸砚不可。父亲被他逼不过,只好到村里唯一的穷秀才那儿借来文房四宝。仲永破涕为笑,手握笔管,一首五言诗就从他的小嘴巴中冒了出来:
大海四方方,乌龙蟠中央;若遇天才手,飞出写文章。
父亲听得呆了,好半天才回过神来,狂喜地对着苍天连连磕着响头。一个五岁的山里伢崽,没受过任何教育,天生会吟诗写对,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不久,山里山外,人们纷纷谈论:“山里出了神童!”
自从有了仲永这个能吟诗写对的儿子,父亲乐得闭不上嘴,整天驮着仲永走街串巷,炫耀卖弄。人们也像观看什么宝贝似的,只要仲永一出来,就要他当场咏诗,有钱人还给几两碎银子。有一次,父亲驮着仲永来到一个镇上。一位老先生想考考仲永究竟神不神,出了一句上联:“子骑父当马”。谁知仲永想也没想,高声答对:“父望子成龙。”众人哗然。那位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赞道:“神童,神童,真神童也”!
北宋大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,那时也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。那年他随父亲到金溪舅舅家探亲,曾经会见过方仲永,王安石有意试试仲永的诗才,看见一个伙计正在劈柴,便念道:“钝斧劈柴,三杈四桠,柴开节不开”。仲永瞥见一个厨妇正在切藕,随口答出:“快刀切藕,七孔八窍,藕断丝不断。”王安石一听,很是佩服。
但是,等王安石十九岁那年,第二次到金溪时,再问起神童方仲永,人们告诉他:神童已经不神了,作不出诗,写不出对,和普通人一样了。王安石问明原委,十分感伤,写了一篇短文记叙此事。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散文《伤仲永》,文中有一段是这样的:“仲永之通悟,受之天也。其受之天也,贤于材人远矣,卒之为众人,则其受之于人者不至也。”
王安石的意思是,方仲永的通悟,是先天的,但是后天的培养方式不对,这才造成了这个悲剧。
神童各有特长
宋代,像方仲永这样的神童并不少。段祐之,开封人,十一岁会背四经,宋真宗赐予“童子出身”(即经由朝廷“认证”的神童);邵焕,睦州人,十二岁会做诗赋,真宗任命为“秘书省正字”;重轲,南康军平民子弟,六岁能背易经,而且会用易经占卦,真宗赐予童子出身;徐世长,楚州人,十二岁能背五经,真宗赐予童子出身;徐世昌,徐世长的弟弟,八岁能背三经,真宗赐予童子出身;朱天锡,饶州人,九岁能背七经,神宗赐予童子出身,并赐钱五万;朱天申,朱天锡的哥哥,十二岁能背十经,神宗赐予童子出身;朱君踄,饶州人,九岁能背六经,神宗赐予童子出身,并赏赐丝绸二十匹;朱君陞,朱君踄的哥哥,十岁能背十经,神宗赐予童子出身,并赏赐丝绸三十匹;朱虎臣,饶州人,十岁能背七经,并且能射箭,能排兵布阵,高宗赐予武职官衔“承信郎”;张揉,饶州人,九岁能背九经,并且能做古体诗,高宗赐予文职官衔“迪功郎”……
这些神童各有特长,不过大多数都是靠背诵经书上位的。背诵堪称宋朝神童的速成大法。曾经有一个名叫万顷的孩子毛遂自荐,说他会写诗,皇帝指着黄金痰盂让他写一首,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这种孩子大概只会“写”一些精心准备过的诗。前面列举的神童名单中,好几个都来自同一个地方:饶州。饶州位于江西,是宋朝出神童最多的地方,也是家长要求孩子背书最严厉的地方,某些家长为了把孩子培养成神童,不惜把孩子吊到树上去,那正是饶州一景。一旦成了神童,就能绕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,平步青云。这种心态,甚至导致了家长的迷信行为。起过床,洗过脸,吃过早饭,按照宋朝特有的风俗,小朋友们需要做两件事:“以葱系竹竿上,就窗内钻出窗外,谓之开聪明;以彩线系蒜,悬于心胸之间,谓之能计算。”
父母喜欢过早“催熟”孩子
中国古代,“神童”也不是宋代才有。从唐代开始,朝廷专门设置了“童子科”,即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所设的考试科目,凡1 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《孝经》《论语》者均可应试,每卷试诵经文10道,全通者授官,通七以上者予出身。这在今天看来, 相当于10岁以前就参加“高考”。
那么古时江西的父母为何这么喜欢过早“催熟”孩子?这和整个江西对科举考试的热爱也有关系。整个科举制度延续的1300年,共产生了700多位状元、近11万名进士、数百万名举人。而江西省的进士数量占到十分之一还要多,约1.1万余名,数量居全国第一。這1.1万名进士,足以说明了江西人好学的风气。在这些进士后面,肯定有更激烈的秀才和举人竞争。江西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,真是太难了。因此,这也让很多父母产生了走捷径的想法,何不通过“童子科”试一试呢?
上文中提到的饶州神童朱天锡,“九岁能背七经,神宗赐予童子出身,并赐钱五万。”可能对饶州父母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
欧阳修的女婿庞元英曾在文章中写过朱天锡的故事,“四月初五日,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,年十一,念周易、尚书、毛诗、周礼、礼记、论语、孟子凡七经,各五道,背全,通无一字少误者。是日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,左右观者数百人,此童讽诵自若,略无慑惧。后数日,召至睿思殿,赐五经出身。昔晏元献公名贯抚州,近年何正臣名占临江,皆童子举。江南多奇伟,亦山川之秀使然耶?”
背个书几百人旁观,真正称得上是明星了。或许正是这种风气的存在,让饶州的神童“产业链”尤为发达。从1001年至1173年江西童子举30人次,饶州共21人次,抚州4人次,庐陵2人次,吉州、临江军、南康军各一次。值得注意的是,1124至1173年江西童子举共23次,其中饶州19人次,这说明江西童子举在南宋时期这五十年里近乎两年中一次,饶州尤其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拔苗助长地擢拔人才的“窄门”,被唯一的买家——朝廷把守着,于是诸多想走捷径,迅速致富的家庭,自然把自己天赋还算好的孩子,加紧训练。有人会问,方仲永的父亲为何不让其去参加童子举而博取功名呢?方仲永的致命伤,是不能背诵经典,只能做诗,这可能是得不到州县学官推举的原因。没有基层举荐,不过五关斩六将,那皇帝的御试也是得不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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